心理咨询师十年后的前景（他成一名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师十年后的前景（他成一名心理咨询师）这是上海最早并持续开通的心理热线之一。2022年3月14日，上海疫情愈演愈烈，由上海市医联发起、舒富EAP(员工心理援助项目)承办的医疗心理关怀热线开通。2022年5月29日，卢琳在一个网络论坛上提到，在对5万名居民进行抽样调查后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务人员、感染者和普通人群患PTSD的概率分别为26.9%、23.8%和19.3%。长时间连续工作，高强度和紧张的工作要求，封闭的生活环境等。是造成医务工作者职业疲劳的原因。

当灾难发生时，心理问题往往会在事件结束数月甚至数年后出现。

也许那时人们会注意到心理健康问题，并思考灾难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就在上个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卢琳在“院士讲座”中提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心理影响将持续至少20年。

焦点自然是在公众身上，而身处疫情前线的医护人员被认为是坚强的、坚不可摧的，或者说他们的心理压力被放在了公众的身后。

2022年5月29日，卢琳在一个网络论坛上提到，在对5万名居民进行抽样调查后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务人员、感染者和普通人群患PTSD的概率分别为26.9%、23.8%和19.3%。

长时间连续工作，高强度和紧张的工作要求，封闭的生活环境等。

是造成医务工作者职业疲劳的原因。

2022年3月14日，上海疫情愈演愈烈，由上海市医联发起、舒富EAP(员工心理援助项目)承办的医疗心理关怀热线开通。

这是上海最早并持续开通的心理热线之一。

通过这条热线，心理咨询师秦海明显感受到了上海市民心理状态的变化。

此后，他致力于关注医学心理健康，意识到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在市场化的浪潮中，公立医院越来越像一个现代企业，一方面享受财政拨款，一方面自负盈亏。

在追求业绩下，必须以病人数量和手术数量为导向，而在用人方面，编制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合同工。

这使得医疗的流动性更加普遍，就像一群“工人”在互联网大公司中跳槽、升职、拿更高的薪水。

9月14日，秦海发了一条朋友圈:这两天去医院考察，感受三甲的无奈和难过。

曾几何时，医院早已成为“大厂”，却不一定有工作人员心理咨询。

而且我院心理科承担这部分任务也不合适。

此前，秦海是上海市胸科医院工会副主席、团委。

在告别工作了10年的公立医院后，他于2004年加入仁济医疗管理公司。

2015年创办个人心理咨询工作室。

在上海疫情发生的三个月里，秦海的团队接触了近400名医务工作者，为70多名个人提供了一对一的心理咨询。

结果发现，这些医务工作者中有很多人脾气暴躁，他们的焦虑和抑郁程度高于普通人。

通过这些电话和拜访，秦海清楚地看到了情绪的积压和背后巨大的系统性问题。

从医院工作人员到身边的旁观者，秦海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现在的环境给医生带来了多么深远的影响，我们现代化的医院还能做什么？

以下为秦海口述:

延伸的医学心理热线。

3月13日，我接到一个电话。放下电话后，我开始做上海医务人员心理危机干预方案。

6个小时后，心理热线团队成功组建。

我是被上海市医学会常务副会长何源叫去的。

基于去年的抗疫经验，何源知道收容所里的医务工作者还有大量的心理护理需求。

她希望支持上海抗疫的医务工作者，能得到更多的支持，于是这条医务工作者，心理关怀热线应运而生。

20名咨询师来自11个地方，每人每天值班3小时。电话的另一端连接着上海收容所医院。

拨打热线的人是被围在避难所里的医护人员和家属。

这个热线号码，是通过上海工会系统分发给所有医院和医疗队的，但是前几天铃声一次也没响过。

后来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医护人员穿上防护服，脱下衣服，大概需要7个小时。

只有当他们脱下防护服回到驻地，才能想起家人，想起自己，想起心中那些激烈而不好的经历。

为此，热线延长了服务时间，从晚上9点到12点，果然，电话一个接一个。

随着上海疫情控制时间的延长，热线的名字越来越短。最初，这条热线被称为“上海市防疫医学心理关怀热线”。

被带进收容所后，收容所里的一些志愿者和市民也前来求助——慢慢地，这些市民把自己的号码传给了收容所外的亲友。

我干脆取消了“医疗”二字，改成了“上海市抗疫心理关怀热线”——从这一刻起，我和我的咨询师听到了无数上海普通居民的心声。

似乎看不到尽头。在这条心理热线的海报上，热线的截止日期也是一改再改。

心理咨询更多的是情绪，但刚开始，接到的热线电话都是现实问题。

比如没有药，缺少物资，住在一起的阳性病人不转运。

部分医护人员有基础疾病，需要长期配备胰岛素和哮喘药物。

但由于被临时分配去采集核酸，他们身边缺药，每天都沉浸在焦虑中。

我开始意识到，解决来电者的心理焦虑，本质上是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帮忙配药、急救电话、团购渠道、公益组织联系方式……这些渠道建立了收容所内外与现实的联系。

密集的核酸采集和一个多月的禁闭期，让很多医生护士没有时间处理自己的感受。

4月中旬，我们团队对医护人员的精神状态做了一个评估。

他发现，相当比例的医务人员已经表现出严重的焦虑和抑郁症状，其中中度和重度焦虑分别为15%和9%，中度和重度抑郁分别为21%和10%。

有的很累，与家人分离，无望。

一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在电话中情绪激动。

她从3月初就住在医院里，每天早上坐车去一个偏僻的老城区，然后步行去居民家里采集核酸。

她男朋友是医护人员，两人很久没见了，她父母也照顾不了。

“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太辛苦了，累死了。”

她哭着说要回家，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集中隔离点、收容医院、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打来的电话也很多。

同事陆续被感染，也担心自己可能被感染。

有些医生护士会有负罪感，自责——因为自己倒下了，其他同事会更忙；

有的甚至觉得丢脸，自我反省，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想辞职”

“如果再出现疫情，我可能会选择辞职。”

一位护士告诉我，这是她第二次踏进收容所医院。

护士已经出现躯体化症状:

病房里高烧不退的病人，此起彼伏的咳嗽声，眼前呼出的水汽模糊的口罩，都可能让她感到呼吸困难，心跳过快，肠胃不适。她总是担心保护措施不足。

我提醒她，实际的防护措施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脆弱，也许是内心的焦虑放大了环境中的不安全因素，然后帮她分析是不是其他因素导致了内心的焦虑。

医务工作者经过专业培训后，可能会选择先调整自己适应高压的工作环境，但对于部分工作者来说，很可能是自己的内伤还没有修复，下一轮还要继续工作。

很多时候，医生和护士都不会觉得自己可以被关心和支持。

所以他们不主动打热线求助，很多人已经到了崩溃的状态。

如此循环，一旦心底积累了太多的压力，一个微小的点最终都可能导致情绪爆发。

例如，一名感染新冠肺炎的护士入住隔离酒店，吃饭时发现筷子上有霉斑。

这是生活中一件简单的小事。在封闭的环境中，给她带来了极大的不满，以至于她开始怀疑隔离器的待遇是否普遍。

事实上，也许这双筷子有问题。如果一开始她的呼吁被听到，有人给她一些安慰，也许她的心情很快就会平静下来。

为了更细微地洞察医护的心理状态，我们决定加入八个医护工作小组。

刚开始只是默默观察，后来开始每天在群里发一些有心理学知识的海报，或者一首放松疗愈的音乐，或者一段正念冥想的视频。

这些琐碎的工作让我们与医生和护士在一起。

有的医务工作者，在群里看到辅导员的信息，会主动建立联系，或者在群里回复辅导员。

“今天的歌很好听，谢谢”

“看到这张图心里暖暖的”。

我们发放心理调查问卷时，有医生护士私下问咨询师，

“我做的结果是‘严重’。我该怎么办？”

上海医疗在援助海南疫情时，对上海疫情中因客观原因无法开展的心理咨询进行了规范和完善。

6月底，上海疫情刚刚平息，海南疫情又开始发酵。我在给援助海南避难所的医护人员做网络讲座的时候，设计了一个小游戏，让他们在白纸上自由画画，展现此刻他们脑海中的“雨中的人”。

一张图，雨滴大，伞更大。

这把伞是两个人撑的，很结实。这代表作者内心是平静的，淡定的。

虽然外部挑战很大，但这两个人组成的团队足以应对这样的挑战。

在另一幅画中，密集的雨滴下，一个人在没有任何雨具的情况下行走，从头到脚完全湿透。

显然后一种情况更糟糕，需要重点关注作者的近况。这种自由联想投射训练，可以帮助一个人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内心。我们可以从图中人所处的环境、人的状态、人与环境的关系等多维度的角度来分析当前医疗的压力。

在咨询中，我大致把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归纳为两类，要么麻木隐忍压抑自己，要么干脆选择放弃。

如果有医生，就说想逃离医疗圈，退出。别人可能想离开一线，回到二三线，哪怕你在社区医院工作。

北上广的公立医院虽然不担心人才流失的问题，但三甲总能源源不断地吸引人才，所以管理层会把这种流动视为正常现象；但是每一个技术人员的离开都会增加医院的成本负担。

比如大厂医院

总的来说，医疗工作是一个相当稳定的选择，至少在我近三十年的经历中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在医院里，医务人员的稳定性也在下降。

现在，医院已经进入大分院时代，院区的数量和规模已经成为医院实力的标志。

回顾上世纪末，医院空间狭小。过去，我听说过两个院士共用一张桌子。

就医环境紧凑到“蜗居做道场”的地步，但也无形中拉近了医生之间的距离。

随着医院改革的不断发展，我国医院的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无论是建筑空间、行李隶属关系还是管理水平，曾经的独立小医院逐渐消失在历史中，取而代之的是一体化、联盟化的大集团医院。

一些位于闹市区的三甲总部，可能还不如一家市属医院的分院。

医院的体量越来越大，但医护人员的职场交流范围却在逐渐缩小。

从前，在一家医院里，五六百名员工，好歹还能混个脸熟；

但是现在公立医院有几千个员工，员工大概率只能认院长、秘书之类的领导，然后是科室主任、同科室同事。

公立医院的分工不断细化，变得跟我们现在说的互联网大公司一样。

可能每个员工都在庞大的医院体系下做着一件小事，一两个员工的流失对整个庞大机器的运转影响非常轻微。

医院的扩大意味着里面的人更小，更难被照顾。过去家访、一对一会谈等形式的关怀，现在看来已经“格格不入”了。

疫情改变了医疗的工作状态，这种影响会持续到后疫情时代。

穿着防护服，医护成了“医疗兵”；

脱掉防护服，医生护士还是普通人。

不管有没有疫情，医护人员连续紧张工作始终是常态。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医生护士总是“不愿意”休息，没有时间寻求帮助的原因之一。

即使医院提供了医疗护理的机会，也很少有人响应。一些医务工作者似乎在下一轮工作中失去了提醒自己休息的“刹车”。

他们没有时间停下来，给自己一个疗伤和休息的空间。“如果我休息了，谁来接替我的工作？”

医生和病人无处安置他们

对于患者来说，医院的发展更多体现在各类医疗设备的智能化。从挂号、咨询、检查、处方，整个治疗过程的数据在后台通过网络流转，节省了大量人力，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互。

现在医院倡导的少了人文关怀，多了效率。

一个医学专家一个上午可以登录100多个号，有3、4个研究生辅助，一个病人和医生真正见面的时间只有一两分钟。

医生的目光更集中在电脑病例上，仿佛那些电子数据和检查单比眼前的人更真实。

在各项指标的要求下，在智慧医疗的辅助下，医院的效率越来越高。

医院成了一个24小时高速运转的工厂，不断地吸收和喷涌出病人。治疗后，允许患者离开工厂，并不时返回工厂进行维护。

但是这样的医院对里面所有的人都友好吗？

至少对老年人来说不是。很多老人仍然坚持传统的就医模式，只在医院的挂号窗口拿出医保卡，而对微信微信官方账号等网上预约挂号模式一无所知。

虽然这些技术方便了年轻人，但对于独自看病的老年人来说，在实体医院等着他们挂号，远远落后于网上预约的年轻人。

智能科技并不总是对年轻人友好。一个来找我寻求建议的年轻女孩崩溃了。她的情绪的触发点是她不知道如何在这样一个智能医院里获得自己的x光片。

对于医院来说，如果你不要片子，医院会默认你不需要，这就成了医院的电子档案。她在诊所的时候，没人提起过。

后来她跑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拿片子的地方，去其他医院也很难解释病情。

很多时候机器代替了人工，但还远不能为患者提供所有的答案。

记得20多年前，医院药房的工作人员甚至能记住当时的药品名称和价格，然后递给患者。但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首先，各种药品的丰富程度已经超出了人们能够记住的范围，来医院看病的患者数量也使得这件事情的复杂性成倍增加。

医院的每个员工都有情绪劳动的取向。无论是安保还是财务，所有的人都可能与进入医院的患者有面对面的接触，患者可能产生的陌生感、困惑感或焦虑感都可能通过这种交流传递给医院的员工。

一方面，日益严格的医院KPI考核体系和智能技术加持下不断加快的医院运营速度；

另一方面是高度敏感的医患关系和严格的规章制度。这种高紧张高压力的工作环境，必然会造成一个人的职业压力。

有一件事至今让我印象深刻。2000年左右，胸科医院的一个小护士说晚上下班后肚子不舒服。

经过检查，她发现肚子里有个肿块——这个22岁的护士是胃癌晚期，被认为最多还有两个月。

护士家庭不太好。作为团委，我组织了一次募捐活动，为她家筹集了17000多元。

为了完成这位护士的心愿，我们还和她姐姐安排了一次为期三天的南京之旅。

只是她说想去南京海底世界看一次。旅行结束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病房。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医院为这个小护士和她的家人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但时至今日，这种“对特定人群的细微关怀”正在逐渐式微。

2008年汶川地震后，心理危机干预在中国开始逐渐走向成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办公室主任钱莹说，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后，国家第一次派出心理医生，这是我国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开始。

疫情推动了心理危机干预的普及，现在各省市都建立了专业队伍。

然而，这还不够。除了医院需要加强关爱员工的意识之外，还需要更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做一些常识性的科普工作，帮助更多的医务人员甚至普通人摆脱心理问题的污名，给予员工更多的关爱。

（作者:陆赠光 配图:陆顺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