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最后时刻（大明帝国的国势）
大明帝国最后时刻（大明帝国的国势）这样大宗的必需品，其中的蕴含的利益不言而喻。盐，不仅仅是一种调味料，更是维持生命的必须品，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盐是穷苦大众主要的营养来源。历史上盐贩聚众造反的故事可不少，近的来说声势最大的就属张士诚反元那次，直接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可那会是王朝末年，朝政昏暗，地方压榨严重，张士诚起事也是因缘际会。可如今大明如日中天，新君即位也奋发有为，何至于重蹈元末故事？这其中到底是怎样深刻的缘故？让我们从“盐”说起。
成化三年（1467年），还真是个多事之秋。
正月鞑靼毛里孩拥众入境，袭扰边关；三月，靖州（今湖南靖县）苗民又聚众反叛；四月苗乱刚平，四川又地震不断，军民惶恐不安；五月建州女真部落又生事端，朝廷不得不派兵剿抚；好不容到了冬季，广西人黄公汉又率思恩、浔州二府农民造反。
这一年从皇帝到朝中文武百官都疲惫不堪，眼瞅着糟心的一年就要过去，可谁成想到了十二月临近年关时，朝廷又接到民变的加急奏报。
这次的民乱发生在扬州这处繁华之地，由盐商钱厚等人领导，聚集了众多盐贩、盐户，声势浩大，当地守军不敌，沿河要津被攻占，影响非常恶劣。
历史上盐贩聚众造反的故事可不少，近的来说声势最大的就属张士诚反元那次，直接加速了元朝的灭亡。可那会是王朝末年，朝政昏暗，地方压榨严重，张士诚起事也是因缘际会。可如今大明如日中天，新君即位也奋发有为，何至于重蹈元末故事？
这其中到底是怎样深刻的缘故？
让我们从“盐”说起。
盐，不仅仅是一种调味料，更是维持生命的必须品，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盐是穷苦大众主要的营养来源。
这样大宗的必需品，其中的蕴含的利益不言而喻。
春秋时管仲相齐，首行"官山海"，将盐铁纳入国家专营，开启了中国盐政之始。
明代建国之后，为了实现对盐的管控，采取了灶户制度。即以特定人户为制盐工，世世代代为盐户，为国家生产食盐。作为盐户，官府免除其杂役，只需完成定下的盐课任务就行，当然官府会支给工本，每完成一引盐课，官府会给予一石米或两贯五百文钞（以付钞为主）。
在灶户制度的基础上，明初推行的是“户口食盐法”和“开中法”。
所谓户口食盐法，就是官运官销的官卖制度，食盐的支取、销售全由官府负责。官府根据食盐区域，向区域内的每户百姓强行摊派。但随着开中法的兴起，户口食盐法逐渐废止。
而开中法，则属于通商制，由商人们将粮草的物资输送到边关，来换取支盐的凭证，到盐场取盐，再贩卖到指定区域获利。
明初国家新立，边境要时刻防备北元的残余势力反扑，军费开支庞大。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在边关施行军屯，可杯水车薪，并不能填补巨大的军需缺口。
洪武三年，为了解决山西边军的军需不足，明太祖下令召商输粮而与之盐，便是开中法。
开中法看似简单，可起到的历史作用却是巨大的。
我们拿一则实例证明。
成化八年，巡抚延绥的余子俊曾向成化天子上过奏疏，算过庞大军需开支：运输于河套米豆值银九十四万两，草六十万两，每人运米豆六斗，草四束应用四百七万人，约费行资八百二十五万两。
这么庞大人力财力支出仅仅是延绥一地的军需，当然主要还因为此时正值明军大举“搜套”驱除进入河套的鞑靼人，军需开销大。但这也从侧面证明明王朝有着巨大的边关供给压力。
商人靠为边境输送军需获取盐的运售权，不仅获利，还为国家省节省庞大的军需负担，可谓是军民两便。
在开中法施行过程，商人们需要从内地购粮再长途跋涉运往边关，一路风餐露宿很是辛苦，运输成本也很高，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商人们开始雇佣人力在边关开垦土地，就地产粮。商人积极参与边关开发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商屯，不仅繁荣了周边经济，还解决了边军军需问题，为明代国境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明人就曾记载道：各自设保伍，募众督耕，于是边地尽垦，而塞下粟充溢露积，饶于中土，屯军亦因其保障，守望相助，得力耕。就其地足给，无所谓太仓年例者，闾左自正供外亦无他财赋。
商屯的兴起，加速边关开发，几成塞上江南！
开中法的兴盛为大明国力达到鼎盛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史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盐法败坏商屯衰败
商屯的兴盛虽然有效增强了明军实力，实现边关开发、人口增长。但注意一点商人是逐利的，随着吏治腐败，不复国初时的政治清明，势必要影响商人的积极性。
正统以后，王公贵族、朝中权贵们经常讨要盐引，每奏讨一次动辄数万引，用于开中的盐引很多被官豪势要之家侵占，而且这些权贵还常常夹带私盐贩卖，商人利益完全被侵夺。
到了成化年间，由于权贵占用盐引，盐户们生产的定额盐课，已经开始不能满足商人们的支取，为了等候下盐场取盐，商人们一等就是数年。
开中不能获利，商人就没有向边关输粮的必要，自然在边地开发的耕田也就无人再经营，商屯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败。
失去了商人们恳边，商屯荒芜，守军得不到稳定的军需支持，不仅影响战力，也加大了明王朝的财政负担，这样的连锁反应的直观体现就是，明军的边防线一再后撤，逐步失去对河套的控制。
灶户的困境
前文提到成化三年盐贩起事，就是盐法败坏的直接关系。盐法败坏影响的不仅是盐商的利益，还有盐的生产者，灶户们的利益。
首先解释下关于“正盐”和“余盐”的概念。
所谓“正盐”，是指灶户们按照每年官府的盐课标准生产的盐。而“余盐”就是上缴“正盐”之后剩下多余的盐。
明政府为了保证“正盐”的流通，是严禁“余盐”私下买卖的。
在国初，明政府发行的纸币“大明宝钞”还是很有购买力的，一贯钞等于一千文钱，等价一两白银。那时身为灶户，完成盐课后得到官府支给的宝钞，生活还是很滋润的。
只是明代的宝钞完全是“纸本位”，没有储备金保障，随着纸币滥发，很快一贯宝钞就贬值到值钱仅两文，狂跌五百多倍。宝钞不值钱了，可付给灶户们的工本钞却没有相应的增加，所以你想想看，灶户们的生活过得是多么艰难！
宝钞的贬值，灶户利益受损便打起“余盐”的主意，开始冒死私卖“余盐”。
同时由于盐法的败坏，商人们无利可获，便开始从灶户手里收购余盐，结果就是市场上私盐泛滥，影响“正盐”的售卖，加剧了盐法的崩坏。
这就造成了恶循环，特权阶级垄断“正盐”，商人空有盐引无法支取，仅两淮盐场在成化年间就积压了数百万的盐引无法取盐，每小引盐200斤，大引400斤，即使全是小引那也有数亿斤的盐得不到兑付！这数字是多么恐怖！
所以当国家严厉打击私盐，却又没解决盐商和灶户们的生计问题，导致了矛盾的爆发，便有了成化年间的盐贩起义。
盐法改革
在起义被镇压之后，盐法变革迫在眉睫。明政府开始承认“余盐”的合法，将其作为“正盐”的补充。
弘治二年，户部尚书叶琪开始改变盐法，推行“运司纳银制”，即商人向盐运司衙门直接缴纳银钱，来换取盐引支盐。
这便彻底终结了边关商屯，边关再不复明初兴旺景象，与大明的国势一样趋于衰落。商人们开始向产盐地区定居，以两淮盐运司所在的扬州，成为各处商人的主要聚集地。
只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盐法崩坏牵扯的利益集团很多、很复杂，运司纳银制并没解决深层次的问题，盐引滞壅没有消除。
万历四十五年，通晓盐务的袁世振主持盐政改革，行“纲法”。
首先整顿盐场，慎重栓选盐官。将积压的盐引按顺序编订成册，编成十纲，每年轮流“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凡纲册有名的盐商，可世代垄断盐利，这让食盐的买卖成为官府监督，商人专卖的制度。
此举让历年滞壅的盐引得到有效疏通，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得到增加。
可惜的是此时已到明朝末世，这套行之有效的盐法最终却在清朝发扬光大，并催生了徽商这个庞然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