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朱德巨额遗产（留给朱德巨额遗产）

留给朱德巨额遗产（留给朱德巨额遗产）火化我的遗体，将骨灰送交朱德将军，埋在中国。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在信中，她交待了自己的身后之事，其中还特别强调了有关遗产和骨灰的问题。除了给自己侄女玛丽.史沫特莱留下了1000美元政府债券之外，她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全都留给了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位中国将领——朱德：朱德

1950年4月下旬，一位骨瘦嶙峋、面色苍白的女士，来到了英国伦敦牛津医院之内就医，在医院对她进行了一番检查之后，主治大夫告诉她：

她的病情不太乐观，如果治疗的话，三分之二的胃需要被切除。不过，所幸的是，虽然这是一场大手术，但在正常情况之下，手术对其生命并没有太大的威胁。

然而，在接下来等待手术的日子当中，这位女士的情绪却一直非常低落，冥冥之中，她仿佛已经预感到了死亡的临近。

4月28日那天，这位女士给自己的好友玛格丽特.斯洛斯写了一封书信。

在信中，她交待了自己的身后之事，其中还特别强调了有关遗产和骨灰的问题。

除了给自己侄女玛丽.史沫特莱留下了1000美元政府债券之外，她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全都留给了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位中国将领——朱德：

朱德

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

火化我的遗体，将骨灰送交朱德将军，埋在中国。

那么这位外籍女士，为何非要将骨灰远葬中国，同时还要将大部分的遗产，转赠给相隔万里之遥的朱德总司令呢？

按照她的说法就是：

我的灵魂只有在中国这片土地之上，才能得到最终的安宁，我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之上的人民。

史沫特莱

这位女士名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一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国际友人，她的心曾在美国、欧洲等地飘荡不定，直到后来，她踏上了那片令其魂牵梦绕的热土——中国。

大地的女儿

1892年2月23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后文简称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一个贫困的农户家庭当中。

为了谋生，史沫特莱的父亲领着家人，辗转来到了科罗拉多州东南部的矿区。

在这里，史沫特莱的父亲靠着下矿做工，干些粗活养家糊口，繁重的体力劳动，让父亲的脾气变得日益暴躁，并且还常常酗酒解愁。

史沫特莱全家照，后排居中的是史沫特莱（7岁时）

生性柔弱、体弱多病的母亲则在矿上，通过做零活、当洗衣工和看门人，赚取些许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由于家境困难，史沫特莱从小便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她当过报童、佣人、服务员、推销员和卷烟工。后来在姨母蒂莉的帮助之下，史沫特莱才最终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艰难地完成了大学学业。

少年时期的苦难，磨砺了史沫特莱坚韧不拔的性格；大学时期的学习经历，给予了史沫特莱面对未来的勇气，而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她，在面对这个世界、社会的种种不公之时，经常充满了强烈的反抗意识。

这个时期的史沫特莱，年轻张扬，思想激进，同时充满了昂扬的革命斗志。毕业之后，史沫特莱积极地投身于政治运动当中，并对英国殖民地地区的人民，充满了同情。

1911年，史沫特莱（前排左三）在坦佩师范学校

不久，在一次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当中，史沫特莱被“亲英”的美国当局，以煽动反对英国统治罪名逮捕，随后被判入狱。

出狱后的史沫特莱，为了避免继续遭到迫害，被迫离开美国，踏上了前往西欧之路。随后，她来到德国柏林，并成为了《法兰克福日报》的一名记者。

接下来的日子里，一直关注着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史沫特莱，在研究亚洲史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关注到了遥远的东方、那个更加古老的国度——中国。

1927年冬，史沫特莱在柏林大学发表了题目为《亚洲的反抗》一文演讲，她认为，亚洲民族主义者和欧洲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之间的摊牌，不久就要发生了。

而中国，则必将会成为这场斗争的中心舞台。

去中国，感受并见证那场令人振奋的革命大潮，成为了当时史沫特莱心中，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

随后她同《法兰克福日报》报社负责人商议，希望能够派遣自己前往中国，后经报社同意，史沫特莱成为了该报驻中国的一名记者。

出发前的史沫特莱

1928年11月，史沫特莱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历程，当时的她原本以为，自己将见证一场革命。

然而，史沫特莱却没有想到，自己竟会成为接下来的这场革命，当中的重要一员。

初到中国

从欧洲启程，火车穿越苏联，经苏联、满洲边境到达中国。随后史沫特莱一路南下，从东北途经北平、天津、南京，最终抵达上海。

这一路之上，史沫特莱亲眼看到了中国百姓生活的艰难，地方乡绅的冷漠豪横，散兵游勇的无耻痞行，以及他们这些久居国外的外国人，早先闻所未闻的中国时局——日本对东北的侵略。

在北平，史沫特莱参观了当地工厂内的劳工状况，工厂之内，工人们每天高强度地工作着、却始终难以摆脱忍饥挨饿的现状，这让看到此情此景的史沫特莱深受触动。

民国时期的童工

他们是从农民那里买来的孩子，有些还是乳臭未干的娃娃，一排排站在托盘前面装火柴盒子，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两只瘦伶伶的小手像火柴杆杆，工头拿着鞭子在过道来回走动，监督劳动。

在那烟雾缭绕的车间里面，史沫特莱仿佛看到了当年，在科罗拉多州矿区辛苦劳作的亲人们，他们被压迫到了无可奈何，却又不得不苦苦支撑。

中国的积贫积弱现状，以及这一路上，史沫特莱所看到的凋敝民生、工厂对工人们竭尽所能地压迫、地主豪绅对农民们敲骨吸髓般的榨取。

种种所见所闻，让同样出身贫苦的史沫特莱，对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中国，一定要改变，也必须要改变，它需要一把熊熊的烈火，将眼前这片腐朽、黑暗、落后、压迫，统统烧个干净。

然而，当心怀激荡的史沫特莱到达上海之后，她却陷入了极大的悲哀当中。因为，在当时的上海，根本看不到丝毫的希望。

就在史沫特莱来到上海的前一年，上海爆发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大肆屠杀革命党人，成千上万革命者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陨落，革命者的鲜血，使得这座昔日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的海陆大城市，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身处这片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围当中，史沫特莱并没有丝毫胆怯，她冒着被特务暗杀的危险，坚持报道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革命的坎坷、艰难与残酷。

在这段时期，史沫特莱结识了一些倾向革命的左翼人士，其中就包括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

掩护革命

在来到中国之前，史沫特莱就曾在苏联，与宋庆龄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的她对于这位革命先驱的遗孀，充满了敬佩。

宋庆龄

而宋庆龄对中国工农革命的肯定和期望，也给史沫特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限的期待。

不久，宋庆龄回到上海，与左翼人士蔡元培、杨铨（杨杏佛）等人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当选为主席，而一直为革命发声的史沫特莱，则成为了宋庆龄的英文秘书，负责协助她的日常工作。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抗议声音，通过史沫特莱的英文电报，发向国外，使得国外一些进步人士在了解到中国的实情之后，心生同情。

随后，爱因斯坦、萧伯纳、罗曼.罗兰等知名人士，纷纷签名声援，一时间，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国际之上，受到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罗曼.罗兰

在这个时期，史沫特莱积极参与了营救廖承志、陈赓、罗登贤等革命同志的行动。同时，史沫特莱还结识了一位来自苏区的革命者——周建屏。

当时时任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周建屏，因为在“反围剿”战斗当中身负重伤，鉴于苏区医疗条件落后，无法治疗，周建屏后来被组织辗转送至上海疗伤。

为了安全起见，宋庆龄将周建屏送到了法租界内史沫特莱的寓所，其后，周建屏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这段期间，史沫特莱通过和周建屏的交谈，了解到了苏区红军的真实情况。这群筚路蓝缕、开创革命的先驱者们，他们的执着、坚定以及对革命必胜的信念，给史沫特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周建屏将军

这是史沫特莱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倾听中国革命，她既倾佩于面前这位红军将领的坚强，也对那个遥远的红色根据地，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去那里看看。”

史沫特莱对周建屏说，她内心有一种隐隐的感觉，那里也仿佛一直在等着她。

随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日渐壮大，国民党反动派的手段也开始愈发卑劣起来，在多次威慑、恫吓不成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当街刺杀了“民盟”的中坚——杨铨。

杨铨和鲁迅

送别杨铨的那天，天下着大雨，史沫特莱跟在宋庆龄的身后，冒雨参加了杨铨的葬礼，宋庆龄当时神色凄然地对她说：

“这里黑暗透了，看不到任何希望。”

史沫特莱的心头突然想起了周建屏，以及他所提及的那个红色首都——瑞金。

至少那里应该还是有光的。

西安事变

杨铨遇刺之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陷入了低潮，蔡元培被迫辞职，其他人员或离开上海、或流亡国外，史沫特莱所在的报社，后来也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多次施压，最终解雇了她。

屡受打击的史沫特莱，身体最终垮了，疾病的困扰，使得她不得不暂时离开了中国。

期间，史沫特莱曾去苏联疗养了一段时间，随后又回到了美国国内。然而令她难以适应的是，当时的美国社会之内，许多报社、人们的思想普遍陷入了鸵鸟思维，人们对这个不稳定的世界形势充满了好奇，却又始终走不出虚假的和平幻想。

“美国像是一个奇怪的星球，我少年时期的朋友，现在已到中年，可他们现在的思想和生活，却仿佛和十五年前一样。”

枯燥、乏味，没有任何激情，也看不到丝毫希望的生活，让史沫特莱感到不安，最终她决定，再次回到中国。

1934年的上海，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之下，开始不安起来，学生们频繁地上街游行，呼吁政府积极抗日救国，而国民党政府却始终不予理睬，反而将力量用于加码围剿革命的红色政权。

此时的史沫特莱，回到了上海，但这里已经没有了昔日高朋满座的热闹，留下来的只有病体孱弱的鲁迅、陷入低沉的宋庆龄等为数不多的朋友。

这个时期的史沫特莱非常孤单，周边很少朋友，同时还要疲于应对，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骚扰、搜查。此时的史沫特莱，对未来有些迷惘，自己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而就在这个时候，史沫特莱收到了一封来自于西安的信件，来信人是史沫特莱先前在上海曾经掩护过的革命者——刘鼎。

青年时期的刘鼎

当时刘鼎以张学良副官的身份，邀请史沫特莱来西安一行，他在信中给史沫特莱介绍，这里的环境比较进步，可以在疗养的同时，近距离地观察中国的革命。

史沫特莱收到信件之后，便立即启程前往西安。列车一路西行，坐在车上的史沫特莱，心早已飞到了那座千年古都。在那座沉淀了无数繁华的古都城外，距离红军所开辟的革命根据地，最近只有35英里。

西安的政治氛围比上海要好很多，在这里，学生和知识分子们非常活跃，抗日爱国的示威活动，更是被当局给予了极大的宽容。

史沫特莱原本以为，这次她将以观察者的身份，去接触中国革命的最前沿阵地，然而，她却万万没有想到，不久，自己将亲身涉足于一场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其抗日。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之后，举世震惊，这座偏于西北的古城，顿时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人们都在纷纷猜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时间国内、国际之上，波云诡谲，各方声音充盈在人们的耳际，让世人无法分辨，到底哪个才是事变的真相。

当时的西安深陷于国民党“讨逆”军队的包围之中，交通中断，陆路邮递不通，与外界联系几近中断。为了让世界了解到己方的抗日主张，张学良随后召见了史沫特莱，向其阐明了事变的初衷，并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向世界播报西安事变的真相。

此时的史沫特莱旧病未愈，还患着感冒，不过她还是欣然接受了张学良的请求，随后便坐在了西安对外广播的前面，用略带嘶哑的声音，开始向世界播报着西安事变的最新进程。

随着西安事变的持续发展，史沫特莱的名字，也迅速传遍了世界各个角落。

她那犀利的言语如同一柄利剑，刺破了反动势力的虚伪表演，她将急切回国的汪精卫描述成一个投机者，将亲日的何应钦比喻成十七世纪引清军入关的吴三桂。期间，她还饱含激情地报道了当时西北政界人物、红军代表等诸方势力积极推动抗日的过程。

西安事变使得史沫特莱成为了一名知名的国际人物，自此也留下了共产党人辩护者的一生烙印。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收到了一封来自于延安的邀请信，信中，共产党人热情地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到延安来看一看。

革命圣地——延安

这封信，瞬间点燃了史沫特莱的激情，自己对于奔向那片红色，已经期待了整整四年之久。

来到延安

随后的一天清晨，史沫特莱像往常一样，佩戴好红十字袖标，走向西安城内的工作场所。

当她走到一个墙边拐角之时，早已等候在一旁的红军护送人员，立即打开了停在一旁的车辆后备箱，史沫特莱迅速钻了进去。

在当时，国民党方面明令禁止外国记者进入红军根据地，因此史沫特莱此番才得以趁着西安事变的混乱局面，成功躲开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几经颠簸，最终来到了延安。

在这里，史沫特莱遇到了那个影响其一生的人——朱德。

史沫特莱和朱德

来到延安的当天，史沫特莱便见到了传闻中的红军之父——朱德，跟先前她所想象中的那个，气势逼人、相貌威严的将领不同，朱德给史沫特莱留下的印象，即便许多年过去之后，依然十分深刻：

“一个身材结实，个子不高，身穿灰布补丁制服的人，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了皱纹。要不是因为他穿着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被忽略过去。”

对于朱德这个名字，史沫特莱早已耳熟能详，先前在上海之时，国民党的报纸之上，就曾刊登过对他脑袋的天价悬赏——二万五千大洋，以及国民党反动当局多次刊登朱德“死亡”的谣言。

眼前这位将领，他的外表虽然如同一个老农，但其本身却有着非常传奇的经历：

年轻时投身于推翻清廷的国民革命；后来在四川、云南地区成为了一名旧式军人；年近四十，放弃优渥的生活，前去欧洲留学寻找革命之光；在革命危难之际，毅然参与反抗黑暗的南昌起义；后来领着起义军队走上井冈山，自此“朱毛”红军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朱德

平凡样貌和传奇经历之间的悬殊、落差，让史沫特莱对眼前这位红军中的传奇人物，除了深深的敬佩之余，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在她看来，面对朱德这么一位传奇的红军将领，自己如果能够有幸为他写一本传记，那绝对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当史沫特莱提出要为朱德写传记的时候，朱德刚开始很惊讶，他问史沫特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史沫特莱回答道：

“因为你出身于四川省的一个佃农家庭。中国人中10个就有8个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你的全部经历。你的经历是平凡而又伟大的。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好比铁树开了花。”

尽管朱德很谦逊地告诉史沫特莱，我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中的一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史沫特莱还是坚持希望能够为他写一本传记。

在随后的日子里史沫特莱和自己的翻译一起，开始了对朱德的系统采访工作。当朱德回忆起自己童年贫困的生活之时，有着同样经历的史沫特莱也渐渐听得红了眼圈。

朱德和史沫特莱

“朱将军用这种语调叙述当年情景的时候，我的笔时时不由得无法写下去。他便用惊疑的眼光望着我。

“有时候”，我解释说，“我觉得似乎你讲的就是我的母亲。我们并不曾给封建的地主打工，可是我母亲也是专替有钱人洗衣服、或是帮厨。母亲也时常给孩子们偷带出点好吃的东西，给我们每人尝一口。”

“世界上的穷人原是一家”，朱德听完史沫特莱的话，用粗哑的声音感慨着，随后两人沉默地坐了很久。”

因为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后，参与了救助释放出来的政治犯行动，所以每当她走在延安城内之时，时常会遇到一些“突发”情景。

在西安之时，这位外国女人背着医药箱，给那些满身疮痍、脓血结痂的政治犯们洗脚、为他们伤口涂药、包扎，让那些原本对她心怀警惕的人们，顿时感动得涕泪纵横。

而这些人后来大多数来到了延安，所以，史沫特莱走在延安的路上之时，经常能够遇到热情欢迎她的场面：

“有时在戏院里，会有我已记不得的小男孩儿跑来，贴近我，握住我的手，我就知道，他是那些“战俘”中的一个。

一天，我从街上走过，突然一群妇女围住了我，抚摸我的双手、面孔和肩膀，抱着我哭了起来，她们就是我在西安看护过的贫农妇女。”

在延安的日子里，史沫特莱的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同时她亲身感受到了革命中心的蓬勃发展之力，这里的人们充满了真诚，每个人对胜利坚信不疑，而且人们对社会改造保持着极大地热情。

我喜欢这里，而且我应该在这里，史沫特莱在心里对自己默默地说着。

在延安的史沫特莱

1937年4月，史沫特莱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申请，最终却遭到了拒绝。

当史沫特莱得知被否定的答复之后，她忍不住嚎啕大哭了起来，哭得歇斯底里。

虽然后来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亲自给她解释了，组织上考虑她作为一名外国记者，留在党外会起到更大的作用，然而，这次入党被拒绝，确实让史沫特莱深受打击，并成为了她人生的一大遗憾。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危亡时刻，朱德随即率领部队奔赴抗战前线，当时他曾问史沫特莱，我要去前线了，你打算怎么办？

毛泽东、朱德、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就此事专门请示了毛泽东，问他，自己到底是应该留在延安整理历史、传记资料，还是上前线跟部队一起，报道抗日情况。

毛泽东的建议是：

“这次战争，比过去历史更重要得多。”

随后，史沫特莱跟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吕梁山、五台山一带，跟着军队亲入抗战前线采访。期间她经常随着军队士兵们一起，躲避敌人轰炸机的轰炸，随着众人们一起，冒着日寇机枪的扫射，行军转移。

她曾数次向朱德提出，希望自己能够拿起武器，和其他同志们一起上战场跟敌人厮杀，但这种建议，最终都被朱德以“身为女子”的原因，给否决了，为此史沫特莱还闷闷不乐了好长时间。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史沫特莱克服了重重苦难，最终汇成了《中国在反击》一书，向世界展示了八路军抗日的决然和艰难。在这本书的开篇，史沫特莱热情洋溢地写道：

“献给我亲爱的兄弟和同志们，八路军英勇牺牲的先烈和不屈不挠的战士们！”

随后，因为特殊原因，史沫特莱离开了八路军总部，在南下汉口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抵达了新四军的军部——安徽省南部的云岭。

母子殇别

新四军是1938年成立的，由活动在长江流域下游山区之中，一直打游击的红军部队组成。在这支军队当中，有一支正规的医疗队伍，而史沫特莱到达云岭之后，便很快投身到了帮助新四军医疗队伍的工作之中。

新四军军部内，从左起：罗生特、陈毅、尤恩、粟裕、史沫特莱

在那段时间里，史沫特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向世界传递了新四军抗战的艰苦条件及其迫切的医疗需求，同时她还利用私人关系，向英国的朋友、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赛尔温-寇尔爵士、香港医务总监的妻子克拉克，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分会呼吁，请求给予新四军医疗方面的帮助。

在史沫特莱的大声疾呼之下，第二年春天，大量的援助便从英国、香港、国际红十字会方面源源不断地抵达到了新四军的驻地，这些帮助为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史沫特莱为新四军的医疗建设多方奔走之时，她在这里也结下了一段令其终身难忘的亲情。

在史沫特莱最初来到新四军驻地之时，部队给史沫特莱安排了一个十一岁的勤务员和一名女翻译。

这个名叫沈国华的小兵，非常聪明，在后来的交谈之中，史沫特莱了解到眼前这个孩子的凄苦身世。

史沫特莱和沈国华

沈国华很小的时候，土匪袭击了他在河南的老家，对方烧了他的房子，杀了他的父亲，最终使得他沦为乞丐，拉着自己的母亲沿街乞讨为生。

沈国华曾给史沫特莱讲述了一次自己乞讨的故事。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六岁的沈国华站在一个高大的门房前面，刚开始乞讨的他，不知道该如何嚎啕大哭、伏地作揖，一直跪在人家门口，跪了一天，天黑才有人发现了他，给了他两个铜板将他打发离开了。那天，他用那两个铜板买了两个馒头，一个半给了母亲，自己吃了半个，后来母亲不在了，自己便加入了军队。

史沫特莱流着泪听完了沈国华的故事，她把沈国华身上的虱子全部消灭完，然后给他换了身衣服，帮他洗干净了脸，看着他那么小，那么成熟的面孔，史沫特莱心疼得抱着他哭了起来。

沈国华对史沫特莱低声说：“你既是我的父亲，也是我母亲。”

这句话，让史沫特莱心动了，这么多年的漂泊，身为女性的她，怎么会没有家庭、母性的眷恋呢。她将沈国华拉到跟前，让他偎依在自己的膝前，给他梳好头发，扣好纽扣，像母亲一样，照顾着眼前这个懂事的孩子。

后来，有一次，史沫特莱在路上遇到了日军士兵，马车夫因为害怕，将马车狂赶离去，沈国华担心史沫特莱被敌人抓走，不顾他人劝阻，坚持要回去寻找史沫特莱，他对别人说道：

“我要把她找回来！她来到我们部队，首长要我好好照料她，这是我的责任！”

后来，化险为夷的史沫特莱与神情憔悴的沈国华最终相遇，两人抱在一起，嚎啕大哭，沈国华哭着喊：“妈妈，我真怕你不在了......”

史沫特莱一直小心呵护着这份亲情，直到1940年，当时日本军队对新四军根据地的钳制日渐收缩，残酷的战斗每天都在激烈地进行着，而此时，史沫特莱的身体却再次陷入了恶化状态。

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

当时，李先念劝史沫特莱离开战区，前去后方重庆疗养，在那里她可以恢复健康，同时去实现大家对她的期望：

将华中的斗争，告诉世界。

史沫特莱知道，分别的时候到了，但她想把沈国华带走，收养他，带他离开前线，并送他去上学。李先念听完史沫特莱的请求之后，说道：

“很好，如果您愿意，而且孩子本人也同意的话，您可以收养这个孩子。”

然而，当史沫特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沈国华之后，这个孩子却沉默了，他舍不得离开这里，舍不得身边的战友，以及那些小勤务兵伙伴们。

沈国华最终含着泪对史沫特莱说：

“我是部队上的人，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留在前方。”

他擦了擦眼泪，抱了抱史沫特莱，轻声地对她说道：

“妈妈，你可以在最后胜利以后，收养我。”

史沫特莱最终悲伤地走了，这一去，她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这个“孩子”。

许多年之后，史沫特莱依然能够清晰地想起当天，沈国华送别自己的情景：

一叶扁舟载我走出沼泽地区，我最后一次看到国华，他和另外两个孩子在湖边洗衣，他向我招呼和摆手，定定地站在那里，守望着消失在蔼蔼烟雾之中的扁舟......

回到美国，铁幕下的演讲

离开新四军之后，史沫特莱辗转重庆、香港疗养，随后，抗战局面日渐严峻，日寇的铁蹄不断南下，逼近香港，史沫特莱在友人埃文斯.卡尔逊的帮助之下，最终踏上了回归美国的路程。

登上轮渡，史沫特莱回首眺望，大陆越来越远，当时的她以为，自己以后一定还是可以回来的，但她却没有料到，这竟会是自己留给那片土地的最后一瞥。

1941年5月，史沫特莱抵达美国洛杉矶，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在美国社团、集会之中，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情况，呼吁美国对英勇的中国人民增加援助。

史沫特莱在演讲

这段时期，史沫特莱奔走于各大城市，她像不知疲倦一样，为中国抗日奔走疾呼，当时美国报纸曾将她称为：

日本黑名单上最想除掉的六名外国人之一。

为了中国，史沫特莱不知疲倦地奋斗着，然而这种情况，最终在二战接近尾声之时，戛然而止。

因为史沫特莱支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陷入冷战思维的美国政府、政客们开始对其极尽诋毁，甚至一些昔日的好友也开始与她反目成仇。

那段时期，她被污蔑为苏联的间谍，行动被监视，经济上被打压，生活一度陷入艰难境地。

1949年10月1日，极度孤独之中的史沫特莱在广播中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喜讯。

那天夜里，史沫特莱用口袋中仅剩的钱，买了些酒，喝了个酩酊大醉，在昏醉之中她又唱又跳，心情激动得难以自制。

为新中国欢呼，史沫特莱在纽约

第二天，她就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倾诉了自己对新中国的建立，无比激动的心情，在信中，史沫特莱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到中国的渴望。

“我应该身在中国，但我却停留在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

......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我的新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像老样子那样了。我活着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我一辈子受用了......

......假如有那一天，我能够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1949年10月底，在经过了多次反复斗争之后，美国政府最终勉强同意给史沫特莱签发了出国护照，不过护照仅限于在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有效，而且有效期只到次年10月。

1949年11月15日，史沫特莱踏上了前去英国的客轮，她原打算待英国与中国建交之后，通过中国大使馆的帮助，回到中国。

然而，史沫特莱最终没能等到那一天。

魂归中国

长期的胃病使得史沫特莱的身体越来越差，在到达英国之后不久，饱受疾病折磨的她最终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随后，在手术之前，史沫特莱给朋友玛格丽特.斯洛斯写下了文章开头那封“遗书”，在书信的末尾，她表达了对未来中国大使馆到来的期盼：

“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唱一支歌，中国的国歌。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0年5月6日，就在史沫特莱做完手术的第二天，这位伟大的革命女性因急性循环衰竭，停止了呼吸，年仅五十八岁。

1950年10月，史沫特莱的骨灰和衣箱通过货船运抵中国，1951年5月6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之际，她的骨灰被隆重安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朱德总司令在其墓碑上亲笔题字：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同年5月16日，中国驻德国使团接到了德国德底兹出版社的版权、版费咨询，史沫特莱在该出版社的版权、版费将转交朱德总司令，现有六万余东德马克，以及今后每年将有十万余马克的稿费。

朱德对此的答复是交文委商议处理，最后这笔款项被用于了中德友好活动之中。

史沫特莱虽然一生以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憾，但在198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的大会之上，胡耀邦在提及史沫特莱之时，曾亲切地称她为“同志”。

这一句亲切的“同志”，亦足矣告慰史沫特莱一生的期望和追寻。

谨以此文献给挚爱中国的国际友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在华夏多灾多难之时，她来到了这片热土之上，用自己的声音，为这个国家激荡出了最震撼的回响。

史沫特莱女士

致敬史沫特莱女士，致敬当年与她一起为新中国奋斗、牺牲的先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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