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是在哪一年拍的（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下的）

社会主义改造是在哪一年拍的（社会主义改造大潮下的）不过，钱庄申请注册登记之前，首先要接受初审，即审查是否隐匿有官僚资本。面对如此荏弱的民族资本，共产党采取了支持合法、打击非法、整顿和改造并举的作法。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对金融业实行接管和监管，1949年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同时成立，要求所有的私营行庄公司都须重新向人民政府注册登记，以获得新政府认可的营业资格。隐匿官僚资本 敦裕钱庄停业国民党在上海留下一个烂摊子。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等原因，按照1949年5月23日的黄金市价，上海80家钱庄平均每家明账上的合法资本金仅合黄金1.6两，至于存款额，当天80家钱庄全部存款仅折合黄金287.15两。1949年以前的上海钱庄。

《上海钱庄的最后时光》张徐乐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战上海”，在战事进入市区前，上海市钱业同业会发出通知，自5月24日起所有钱庄停业3天。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上海钱庄相继复业。

解放军进城的那个夜晚，钱庄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号称“上海钱业第一人”的秦润卿亲眼目睹这支胜利之师睡在马路上，他活了70多岁从未见过这般景象，他把这写在了日记里。第二天他来到手下的福源钱庄，吩咐厨房烧了开水送到南京路供战士饮用。这就是上海钱庄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印象”。

战场上的硝烟还未散去，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又要打响，共产党人将如何治理大上海，如何打赢经济和金融之战？有二百年历史的上海钱庄，在这场历史大潮中何去何从？《上海钱庄的最后时光》从档案和账簿中钩沉史料、填补空白，用扎实的细节记录了上海滩1949年硕果仅存的80家钱庄的故事，并选出3个有代表性的钱庄，专章讲述了他们的特点和命运。

隐匿官僚资本 敦裕钱庄停业

国民党在上海留下一个烂摊子。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等原因，按照1949年5月23日的黄金市价，上海80家钱庄平均每家明账上的合法资本金仅合黄金1.6两，至于存款额，当天80家钱庄全部存款仅折合黄金287.15两。

1949年以前的上海钱庄。

面对如此荏弱的民族资本，共产党采取了支持合法、打击非法、整顿和改造并举的作法。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对金融业实行接管和监管，1949年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同时成立，要求所有的私营行庄公司都须重新向人民政府注册登记，以获得新政府认可的营业资格。

不过，钱庄申请注册登记之前，首先要接受初审，即审查是否隐匿有官僚资本。

“官僚资本”指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以及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官僚相关的一切资产，是掠夺人民所得的，必须归还人民。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其中第三章明确规定：“没收官僚资本。凡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5月30日，上海80家钱庄统一接到由上海市钱业公会转发的军管会金融处银钱字第一号训令，要求限两日之内呈报各自的股东户名、董监事姓名及高级职员名册，截至5月29日所有存款户名及余额、放款户名及抵押品种类和数量、代收款项户名及余额、应解汇款及汇出汇款户名及余额、仓库存货种类数量及货主户名、保管箱租户、保管委托人户名及其寄存物品种类和数量、委托经租之房地产业主姓名及房地产所在地等详细内容；并特别规定应细分为三种类别呈报：甲、属于伪党政军特务机关、“四大家族”及其以各种化名出现者；乙、属于伪党政军特务机关重要人物者、与甲项有关但一时不能判明确属于甲项以及其他可疑者；丙、不属于上列两项者。

各家钱庄还必须向金融处具结，保证不假报、少报、漏报以及故意将甲乙两项财产列入丙项以企图蒙蔽，否则一旦发现有“致使官僚资本逃避者，按情节轻重，依法论处，并负赔偿责任”。

偏偏有一家敦裕钱庄要“顶风上”，隐匿官僚资本，在具结书上作假保证，把源于官僚资本的“暗账”变卖充实资本金，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洗钱。

敦裕钱庄设立于1941年。1946年6月底上海金融业发生风潮，敦裕钱庄于7月5日缺单达2亿元法币，情势极为险恶，管理层当晚紧急向“四大家族”中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求助，孔令侃拿出金条100根使其渡过难关。事后改选董事会，孔氏父子的代理人进入，官僚资本占到总资本的74.02%。这事当时就在上海滩传开，孔令侃还在报纸上发文，称那100根金条是自己的钱，与他的父亲、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无关。

上海解放之际，军管会金融处已接到敦裕钱庄藏匿有官僚资本的密报，当即派员对其实施监督，并多次与管理层谈话，但对方始终拒绝坦白。1949年11月8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以涉嫌隐匿“官僚资本”罪，将管理层顾氏兄弟收押。

经两月余的侦讯调查，并经敦裕钱庄员工协助，获得人证、物证的情况下，1950年1月13日上海市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宣布判决：管理层顾氏兄弟不服教育，抗拒坦白，若不严加惩处，“不足以改造成为新人和教育社会”，又鉴于其犯罪性质，“系为隐匿官僚资本，不同于普通刑事”，因而对二人各处徒刑三年，并分别科罚金人民币6亿元与4亿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后来1元，下同——读 注）；其隐匿战犯孔祥熙、孔令侃之财产全部没收。

由于官僚资本占比74.02%，敦裕钱庄至此已无法运营，只得停业，成为80家钱庄中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因为刑事案件而停业的钱庄。政府和同业做了大量善后工作，合情合理地解决了敦裕钱庄的债权债务、资产清理、员工遣散等问题。此事给上海金融界很大震撼，他们意识到，只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扶助工商经济的发展，才是正确的选择。

作风过于激进 安裕钱庄倒闭

实事求是地说，共产党接管上海之初采取的政策，有利于合法钱庄经营；而合法钱庄在收兑金圆券、帮助人民币占领市场方面，也是起了作用的。

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军管会命令，会同上海市警卫旅及相关部门，迅速包围了金银投机者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逮捕为首的20多个投机操纵者以及100多个主要投机分子，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钞62769元、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9371元，以及其他各种囤积商品，共折合人民币35530700元，取得了被称为“银元之战”的胜利，金银投机活动自此匿迹。

与此同时，人民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管理金银外汇的政策法令，金银、外币相继退出市场，人民币逐步成为唯一合法的货币，货币领域的混乱局面得以遏制，上海的物价也获得暂时稳定。

经过“银元之战”，投机活动被压制下去了，但并没有灭绝。上海解放后7个多月时间，接连爆发四次物价涨风，其间地下钱庄极为活跃，提高利息、哄抬物价，严重地破坏了市场安定。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会同公安部门对全市进行一次突击抽查，共破获26家地下钱庄，拘捕违法分子111人，抄出支票328张及现金、黄金、银元和美钞等。经过这次严厉打击，地下钱庄几乎灭迹，市面游资转向正规银钱业，私营的银行钱庄存款一星期内增加45.3%。

当时通货膨胀严重，这位银行女职员拿着一大捆钞票，购买力却很低。

在彻底消灭地下钱庄的同时，政府也顺势对银钱业中的投机违法行为进行清理。当时，各银行、钱庄设立暗账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因此政府出台规定，1949年8月31日以前的暗账，一经报明，可以既往不咎，并可以用相应的办法转入正账。此举既可以帮助私营行庄充实资本金，又可借机彻底消灭“暗账”这种非法营业行为。

在清理过程中，又有一批钱庄被发现了严重的违法行为，包括投机、继续设立暗账、增资不达标等，其结果或停业或倒闭。对于经过了这些考验的合法钱庄，政府把他们组织起来，组成“联合放款银团”，支持工商业生产，虽然利息较低，但是风险和成本也降低了。

安裕钱庄是由近代著名的商业家族镇海方家创办的一家古老钱庄，经历了晚清、民国时期多次政局变动和金融风潮的洗礼，有着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实力雄厚，可称为上海钱庄的典型代表。上海解放后，安裕钱庄通过了人民政府的重新登记审查，积极参与了政府主导的两次联合放款，所占额度均为第一名。后来政府发行公债，安裕钱庄认购额度又是第一名。

新形势下，安裕的经营作风变得大胆激进，其存放比高达93%，也就是每吸收100元存款，就放出去93元贷款。而在贷款去向中，83%又是工业贷款。在经济形势平稳时，这样问题不大；但是遇到风浪，就会很危险。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大轰炸，导致全市发电能力从25万千瓦下降到4千千瓦，上海市区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空袭后果十分严重，两次“联合放款银团”放出去的贷款，不少成为呆账。在这种背景下，安裕仍然勉力求生，也得到政府的某些扶持，成为继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等银行之后，第一家办理人民币定活两便存款业务的钱庄，1950年4月份的营业结算还稍有盈余，但已无法挽回颓势，在众多其他中小行庄停业倒闭风潮中，1950年5月5日，安裕钱庄终因不能及时补足交换缺额而被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勒令停业。

融入历史潮流 “福源”公私合营

本文开头，提到了“上海钱业第一人”秦润卿和他管理的福源钱庄。

“福源”为苏州程氏家族产业，1919年创办，在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滩最著名的大型钱庄之一。福源钱庄高级职员全部是在该庄服务了20年甚至40年以上的老人，与福源钱庄患难与共，熟悉庄务，有着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秦润卿还曾聘请国文和英文教师，对职员进行培养和教导。

上海解放后，“福源”积极支持人民政府，不止于给解放军送开水；而在共产党的经济社会治理中，“福源”也尝到甜头，1949年下半年的盈利是上半年的854倍。上海解放前后如此悬殊的业绩，让福源钱庄的股东和职员们大为感慨，并从中受到鼓舞。

和“安裕”一样，“福源”也通过了重新登记、注资、清理投机行为等考验，同样参与了两次“联合放款银团”，也认购了不少政府公债，参与募集劳军款等等。但是“福源”的作风稳健一些，存放比为82%。

在“二·六大轰炸”以后，“福源”也面临很大困难，不过仍能保持盈余，可见其在经营上确实有一套。

为了加强信用，改善经营状况，1950年7月1日，福源钱庄等12家银行钱庄共同组成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集团，开始了集体的和有计划的经营方式。此后十几个月里，物价平稳，投机隐匿，整体的经济环境比较好，金融秩序稳定 福源钱庄收益较好。不过，这一时期国家银行逐渐壮大，公私合营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扶助下业务推进迅速，与私营金融机构的业务竞争中优势明显。

1951年9月，在第一联营集团的基础上组建了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联合董事会，由福源钱庄总经理秦润卿出任董事长，官员进入联营总管理处指导工作，各单位所有的业务、财务、人事调任等全部统一安排，向公私合营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5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对全国金融业进行全面改造，淘汰钱庄”的指示，金融业全行业大合并势在必行。随后，福源钱庄所在的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向联合董事会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福源钱庄在时代潮流下，响应政府号召，于1952年12月3日将业务、财务和人事权移归公私合营银行上海分行，存续30年的福源钱庄名号被取消。此后，股东在公私合营银行的安排下，办理登记，按比例重新认领新股，并将得到5%的定息。

据《上海钱庄的最后时光》统计，像“福源”这样走入公私合营的钱庄，共有24家。

钱庄是中国本土金融机构，脱胎于封建土壤，与民族工商业共进退，面对国际资本和军阀强权，钱庄只能苦苦支撑，纵有一腔抱负，也不免苟且偷生。当历史走过1949，钱庄注定要经历“汰弱留强、去芜存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是理性的选择，唯其如此，其精华部分的血脉将得以保全，在当代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一笔。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贺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