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民族分裂思想有什么罪（在当代对血亲复仇行为的肯定）

反民族分裂思想有什么罪（在当代对血亲复仇行为的肯定）北魏太延元年（453年）下诏，对于已经官府判决的杀害、伤害案件，禁止私相报仇，违者诛及宗族。南梁太清元年（547年）也下诏：“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北周保定三年（563年），也有“禁天下报仇，犯者以杀人论”的规定。但在事实上，对复仇的行为，又往往予以赦免甚至旌表。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下诏禁止复仇：“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但魏明帝制定《新律》时，又对复仇问题作了变通规定：“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弟子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即只有在故杀及斗杀人而凶手又因官府追捕而逃亡时，才允许被害者的子弟复仇，追杀凶手；如果是误杀及过失杀人，或是已遇大赦的情况下，则不允许私自复仇。此后的一些朝代，也都在法律上对复仇问题加以限制和禁止。以暴易暴，冤冤相报，循环杀戮，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因此，到了秦汉时期，国家在法律上对血亲复仇问题作了限制。商鞅

吕思勉先生说：“复仇之风，初皆起于部落之相报，虽非天下为公之义，犹有亲亲之道存焉。”血亲复仇的观念，起源于氏族社会。当时的氏族习惯承认血亲复仇，当一人被他人伤害，那么，他的家属和他的族人都有为他复仇的义务。如《山海经》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古本《竹书纪年》载：“殷王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有易国君绵臣贪图王亥的牛羊，便以王亥奸淫其妻的罪名，杀害了这位商部落的领袖。后来其子上甲微决心复仇，并向河伯借兵，得其援助，终于伐灭有易，杀死绵臣。

进入阶级社会后，复仇的习惯被继承下来了。特别是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奴隶制社会的法律中，对血亲复仇普遍加以承认。《礼记》中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身不离兵器），交游之仇，不同国。” 意思是对于杀父仇人，儿子们不能和这仇人生活在同一蓝天下，无论仇人身处何处，儿子们非得找到并亲手杀死仇人；自己兄弟被人杀了，要随身带着兵器，见了仇人就杀死；自己的好朋友被人杀了，不能和仇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要么杀死仇人，要么追杀仇人出国外。孟子说:“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提出同态复仇。《春秋公羊传》中说：“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把不复仇的行为视为不忠不孝，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律对复仇问题采取支持的态度。

在春秋战国时代，复仇的故事层出不穷，最著名的有伍子胥为父兄复仇和高渐离为荆轲复仇的故事。伍子胥因为父兄被楚平王枉杀，逃亡到吴国后，处心积虑复仇，最后，率领吴国大军攻入楚国。尽管当时楚平王已经死了，伍子胥依然把楚平王尸体挖出来，鞭尸三百以解心头之恨。荆轲刺杀秦王未遂，被五马分尸，他的好友高渐离善于击筑，为接近秦王甘愿被弄瞎眼睛，在为秦王击筑时行刺，然未遂，还丢了性命。

为恩公复仇，也是知恩图报的表现形式。智伯不义而亡，他对豫让有知遇之恩，豫让决意为智伯复仇，曾两次暗杀赵襄子，未遂。第一次暗杀尚未动手即被发现，赵襄子念其忠义，故释放了他；第二次暗杀也未成功，赵襄子虽为豫让忠心报主的行为所感动，但又觉得不能再将他放掉。豫让知道生还无望，无法完成刺杀任务，请求赵襄子脱下外衣让其象征性地刺杀几下，以示为智伯报了仇恨。赵襄子应允，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豫让拔出剑多次跳起来击刺它。豫让取得了阿Q式的胜利后，仰天大呼：“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自刎而死。

以暴易暴，冤冤相报，循环杀戮，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因此，到了秦汉时期，国家在法律上对血亲复仇问题作了限制。商鞅变法时规定：凡私斗者，各以轻重处刑，禁止民间自相复仇。西汉时也下令：凡罪犯已经被官府依法处罚，而又私下复仇，相互杀伤的，要加罪二等。但在事实上，到了西汉中后期，法律规定已成具文。复仇案件渐多，法律对复仇者多采取宽容态度。东汉章帝建初年间（76——83年）制定了“轻侮法”，对因父母亲被人侮辱而将侮辱者杀死的行为，明确可以减轻处罚。虽然“轻侮法”在汉和帝时便被废止了，但事实上，法律对复仇行为仍采取默认的态度。

《后汉书》记载：王莽末年，赵熹的堂兄为人所杀，无子，赵熹当时年仅15岁，便担当为堂兄复仇的使命。他约了几个同伴带着武器去仇人家，恰好仇人家都重病卧床，没有能够相斗的人。赵熹认为，“因疾报杀，非仁者心”，不忍下手，对仇人说：“尔曹若健，远相避也。”仇人全家都在床上叩首致谢。仇人病愈后，自缚见赵熹，赵熹拒不接见，请死之人也不杀。后来，赵熹还是将请死之人杀死了。当时官府对赵熹的复仇行为并未予以追究。

汉灵帝时，酒泉郡有一女名曰赵娥，为报父仇，于光和二年，亲往县都亭，以袖中短匕刺杀父之人，待其绝毙，持凶匕血衣自投县衙。百姓尽皆观睹，塞满长街，无不慨叹唏嘘赞其孝烈。太守感佩其德，未以刀斧加其身，反为其树“孝烈碑”，以倡其举。

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下诏禁止复仇：“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但魏明帝制定《新律》时，又对复仇问题作了变通规定：“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弟子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即只有在故杀及斗杀人而凶手又因官府追捕而逃亡时，才允许被害者的子弟复仇，追杀凶手；如果是误杀及过失杀人，或是已遇大赦的情况下，则不允许私自复仇。此后的一些朝代，也都在法律上对复仇问题加以限制和禁止。

北魏太延元年（453年）下诏，对于已经官府判决的杀害、伤害案件，禁止私相报仇，违者诛及宗族。南梁太清元年（547年）也下诏：“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北周保定三年（563年），也有“禁天下报仇，犯者以杀人论”的规定。但在事实上，对复仇的行为，又往往予以赦免甚至旌表。

北魏显祖时，一个叫孙男玉的女子为丈夫报仇，依法被判处死罪，但后来又以她“重节轻身，以义犯法”，予以特赦。南梁的张景仁8岁时，其父被人杀死，他立志报仇，终于斩仇人之首以祭奠父亲，并自缚去官府投案自首。梁简帝下令赦免他的罪，并免去他一家的租税，以旌表他的“孝行”。因此，这一时期，随着儒家思想的法律化，礼教的鼓励复仇与法律的禁止复仇之间产生了冲突。

隋唐法律对复仇不再作专门规定，对于复仇杀人的，按照谋杀及故杀、斗杀等有关规定处理，不再有减免刑罚的条款，但有一项特殊的规定：“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宋朝规定，凡子孙复仇的案件，由官府具案奏取敕裁。这样，虽然不承认复仇的权利，却又予以特殊考虑。这是一种兼顾礼法而具有弹性的办法。

元代法律中，对复仇的问题又重新作了规定：父为人所杀而子殴死仇人，不但无抵罪的责任，而且杀父之家还须付烧埋银五十两。公开承认复仇的合法性。明清刑法规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子孙当场将凶手杀死的，可以不承担刑事责任，但事后再杀的，则要杖六十。

古代法律在复仇问题上游移不定的同时，严厉禁止亲属被人杀死而私下和解行为。亲属关系越近，对私下和解的处罚也越重。《唐律疏议》“亲属为人杀私和”条：“诸祖父母、父母及夫人为人所杀，私和者，流二千里；期亲，徒二年半；大功以下，减递一等。”《大明律》及《大清律例》之《刑律》“尊长者为人杀私和”条：“凡祖父母、父母及夫……为人所杀，而子孙、妻妾……私和者，杖一百，徒三年；期亲尊长被杀，而卑幼私和者，杖八十，徒二年；大功以下，各递减一等。其卑幼被杀，而尊长私和者，各减卑幼一等。”至于受财私和的，更是为法所不容，唐、宋、明、清法律都规定要计赃按盗罪论处。

从《周礼》中关于血亲复仇的有关记载看，血亲复仇有法定的手续，并有专管复仇的官员，只要事先到朝廷司寇处的“朝士”那里登记了仇人的姓名，那么，将仇人杀死便可无罪。同时，朝廷司寇处又设“调人”的官职，专门负责避仇与和解事宜，并规定复仇只以一次为限，不准反复寻仇。《周礼》云：“凡仇杀案件经调解以后，杀人父的，要避之于海外，杀人兄弟的，要避之于千里之外。”汉代也有移乡避仇的法律规定。晋令规定：“杀人父母，徒之二千里外。”唐律则对移乡避仇作了专门规定：“诸杀人应死会赦免者，移乡千里外。”其目的，仍是防止被害之家因报仇而再度发生仇杀。

秦朝法律制度相对完善，明法壹刑，事决于法，严禁私斗和复仇，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朝历代对血亲复仇或法律认可或法律禁止，没有一定之规。主要是因为儒家经典在一些朝代被奉为金科玉律，出现了旷日持久的礼法之辨、礼法之争，导致血亲复仇在法律制度上反复立废。倾向于以礼治天下的朝代，法则是礼的诠释和维护礼之尊严的强制工具，于是出现了法外开恩、引经决狱现象，而儒家以孝为德之本源和教之发端，提出“不复仇，非子也” ，不能为父亲复仇，不是人子，更不是孝子；“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如果父亲是被冤枉处死的，儿子可以向法官甚至君主复仇。倾向于依法规范人际关系、依法决狱的一些朝代，“将杀伤之类的私人之间的侵犯行为视为是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威胁，要由社会予以处罚，逐渐确立把所有的暴力侵犯视为犯罪的概念，建立国家的刑罚体系来控制社会”。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国家治理的方略，而古代法治只是国家治理的手段。前者是价值层面的，后者是工具层面的；前者是法在人之上，而后者是人（君主）在法之上。依法治理国家，就是要有法律和规则意识，一切依法办事，而不是推开法律，在法律之外另搞一套。现代意义的法治社会是人性社会，人性社会不等于人情社会，人情社会破坏规矩，蔑视法纪，而人性社会尊重规则、法纪。

专家指出，一些人对血亲复仇持肯定态度，实质是价值理性和法治精神的缺失。一味偏向于复仇者的情感孝义而丢掉了公正的立场，混淆了是非曲直的本来面貌。这种感性优先、理性退让的做法不仅出让了公权力评价的主导地位，赋予了怀土乡愿的充分的滋长空间，而且客观上鼓励了私下的暴力，培育了乡里的强人，有的甚至造成子孙相报、灭户殄业的严重后果。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私下的血亲复仇，冤冤相报，是对法制的严重破坏，其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