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外交家有谁（民国第一外交家）
民国外交家有谁（民国第一外交家）还没等到中国向和会提出山东问题，恶人先告状的日本，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率先在五大国操纵的集团内发难，提出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蝇营狗苟的五大国，随即照会中国代表准备陈述。但是，收到通知时已经是中午，距离正式发言就剩几个小时。外人虎视眈眈，中国代表团本该同心同德，然而特殊的时代背景加剧了矛盾。假惺惺的南北和谈，北京政府的别有用心，在原本呈送的名单上动手脚。最初的排名上，代表南方政府的王正廷和经验丰富的施肇基，列于初出茅庐的顾维钧之前。但是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中，顾维钧却成为外交总长之下的第二代表。王正廷与施肇基极为不满，态度消极地应对着帝国主义的挑战。自《马关条约》后，日本就咄咄逼人，几乎要把中国变成自己的后花园。要不是列强环伺，互相制约，加上日本自身实力有限，估计整个中国也难以满足胃口。巴黎和会上一个小小的青岛，日本是势在必得。然而，中国代表团的一位人物，却让蒙羞的北洋政府，在世界舞台挣足
1919年的法国巴黎，作为战胜国的英法等国，正得意洋洋地品尝着胜利的美酒。眼前是德意志和奥匈帝国，以及战争中的跟随者，这些待宰的羔羊早已让人垂涎三尺。此时的中国政府，本应该是战胜方的阵营，却面临着申诉无门的困境。我们不奢求他国的权益，只希望收回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然而，弱肉强食的民族之林，实力决定一切，要想收回山东，得从日本人那里虎口夺食。
巴黎和会上，英、法、美、意四国元首，俨然成为整个会议的操纵者。他们各怀鬼胎，暗箱操作，可以为了同一目标装作亲密无间，也能够因为分赃不均而吵得面红耳赤。大国决定小国命运，小国只能任人宰割。一战中的北洋政府，虽然没有派出士兵直接参战，但是作为协约国的成员，中国向欧洲战场派出14万的劳工。他们挖战壕、修掩体、救伤员、掩埋尸体，脏活苦活累活，“二等公民”没有公平可言。
饶是如此，当我们在和会上提出收回山东权益时，颐指气使的日本代表，却讥讽中国没有在战争中派出一兵一卒。要知道这14万劳工，战后仅官方统计就有近万人死亡，还有两万多人失踪，长眠异国他乡的同胞们，没有换回该有的尊严。而日本做的，更多是军事进攻德国，武力扩张地盘。中国战区赢得德国在华的胶州湾、青岛等地；太平洋上，进攻孤立无援的德属岛屿，甚至在地中海与德、奥海军开战。
然而，日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每一次出兵都带着狼子野心。进占胶州湾，是为了取而代之德国的势力范围；出兵太平洋，是为了走出亚洲，向洋而生；参战欧洲战场，更是为战后分赃，增加自身话语权。德意志没能扛住协约国，战败的结果就是拱手相让。
自《马关条约》后，日本就咄咄逼人，几乎要把中国变成自己的后花园。要不是列强环伺，互相制约，加上日本自身实力有限，估计整个中国也难以满足胃口。巴黎和会上一个小小的青岛，日本是势在必得。然而，中国代表团的一位人物，却让蒙羞的北洋政府，在世界舞台挣足了脸面。
一举成名，要保住东方耶稣的圣地当时的北洋政府，派出的是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其他四人分别是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在这五名代表中，顾维钧是最年轻的，所以刚开始的排名也比较靠后。而当时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还要面临着席位的问题。
没有硬实力，就没有发言权。会议中，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个席位，二类国家是3个席位，而新成立的弱小国家只有2个席位。自恃劳苦功高的北洋政府，在英法眼中，只能是最末一等。两个席位，五位代表轮流出席，谁也没有想到顾维钧会是最出彩的一个。
外人虎视眈眈，中国代表团本该同心同德，然而特殊的时代背景加剧了矛盾。假惺惺的南北和谈，北京政府的别有用心，在原本呈送的名单上动手脚。最初的排名上，代表南方政府的王正廷和经验丰富的施肇基，列于初出茅庐的顾维钧之前。但是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中，顾维钧却成为外交总长之下的第二代表。王正廷与施肇基极为不满，态度消极地应对着帝国主义的挑战。
还没等到中国向和会提出山东问题，恶人先告状的日本，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率先在五大国操纵的集团内发难，提出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蝇营狗苟的五大国，随即照会中国代表准备陈述。但是，收到通知时已经是中午，距离正式发言就剩几个小时。
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临危受命，这位年轻的外交家，展示着敏捷的思维，高超的外交才艺。对于山东的重要性，他从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极尽展示，并且创造出传奇般的演讲。“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一番义正言辞的雄辩，获得与会国的阵阵掌声。
千秋功过，谁人评说一场外交争辩，是左右不了国际格局的。尽管顾维钧凭借出色的表现，在巴黎和会上获得“青年外交家”的国际赞誉，但是日本仍是笑到最后的强者。会议在继续，大国们的争端更加凸显。想要更多的意大利，发现无法得到诉求后，一怒之下退出和会。日本借机要挟，不解决山东问题，他们也要退出。为了自身利益，巴黎和会上同意日本的无理要求，并强迫中国代表签字承认。
不能为国解难，也绝不能成为民族罪人。坚持到底的顾维钧，没有等来列强们的同等对待，那就果然拒签。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宫的签约上，中国代表团空无一人。顾维钧的回忆录中说到，“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无论如何，这是近代史以来，懦弱的中国首次对列强说“不”，顾维钧引领了这次的民族外交。苦心人天不负，三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借助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顾维钧纵横捭阖的自身努力，《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中，成功收回日本强占的山东特权。尽管仍有许多不妥，誓要洗刷前耻的外交家，终于完成国人心愿。
之后的《中比通商条约》，中国从比利时手中收回天津租界。还想保持在华特权的比利时政府，遇到了坚持原则的外交总长。顾维钧断然拒绝不平等条约，主动出击迎接挑战。历时五年的中比谈判，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1943年1月，顾维钧代表中国签订《中英新约》，宣布废除英国在华治外法权；1945年6月，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有人说他是英美系的买办外交家，利用英美来制衡日本；有人说他是国士无双的民国第一外交家，以弱国的身份，极力影响着强国的决策。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把顾维钧评为近百年中国史上的“两个半外交家”中的其中“半个”。也许，在国弱民孱的时代，不得不施展纵横之术的顾维钧，只能算那“半个外交家”了吧。
作者：一个有情怀的历史老师。这里有学生年代的共鸣，有平凡你我的故事，有纵横捭阖的历史，有娓娓道来的深情，总有一款拨动心弦。喜欢，就请多多关注吧！
